治理

霸道是凭借实力、联盟、利益和一定信誉建立领导地位的“霸者之道”，常与以德义取得最高正当性的王道相对。在《荀子》中，“霸”不只是毫无规则的暴力和征服，也可维持某种秩序，但其层次低于“王”。阎学通把它改造为现代国家间领导类型；这种重构不能代表古典词义的全部，也不能自动成为给任何当代国家贴标签的工具。

不能自动把古典霸道与一切现代霸权等同。

保全派在土屋光芳重建的历史论争中，指主张维护中国完整的一种倾向，与日俄战争后汪精卫对列强、尤其是日本的解释有关。保全中国也可能被视为符合相关强国的自身利益，并不必然表示利他或不存在支配。该称呼既不等于正式组织，也不属于环境保护流派。

重建历史论争，不把标签当作当代集团。

公众舆论是社会公众围绕共同事务公开表达的意见、判断与评价。“舆论”侧重具有公共代表性的言论，不完全等同于侧重监测社会反应的“舆情”，也不等同于作为制度实践的“舆论引导”。在中国，媒体引导与信息控制构成特定政治环境，但不是“公众舆论”这一概念本身的必然定义。

公众舆论须明确人群、证据与表达条件。

话语权是提出并传播概念、框架、议程和解释，并使其获得承认和影响力的能力。在中国制度话语中，提升国际话语权包括建设自主话语体系、传播渠道和议题设置能力。它不只是“说话的权利”，也不能简单说成对福柯话语理论的直接移植；受众反馈、可信度与实际接受决定其效果。

设定话语框架的能力也取决于可信度与受众反应。

侵略派是对主张向中国扩张之倾向的论战性称呼。土屋光芳关于汪精卫的研究，重建了日俄战争后相关讨论中它与“保全派”的对比。该词体现作者在历史争论中的分类，不能证明存在正式国家集团，也不是中国国内好战派的通称。翻译时应说明其对华政策对象和具体语境。

时代论争中的类别须明确发言者、对手及语境。

权利在现代法律汉语中指由规范承认和保护的资格、自由、请求或利益，应与表示支配能力或权限的“权力”区分，尽管二者同音。台湾教育部辞典还收录“权利”表示权势和物质利益的古义。翻译取决于历史和文本语境；这种多义性并不意味着当代法律文本中的权利与权力可以互换。

在现代法律用法中区分权利与政治权力。

软实力源自约瑟夫·奈提出的soft power，指主要通过吸引与说服而非强制或支付来影响他者的能力。2007年中共十七大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明确纳入政策目标。文化、教育和国际传播项目可以追求这一目标，但投入规模、媒体覆盖或机构数量本身不等于实际吸引力；相关研究还显示物质机会与文化吸引往往交织。

吸引力须从受众反应考察，不能由文化投入直接推定。

王道是儒家政治思想中以德义、秩序和民本取得正当统治的“王者之道”，常与霸道对举，但孟子与荀子对王、霸关系的处理并不完全相同。当代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把它重构为humane authority（强调道义的领导）。此种现代转化具有理论争议和等级性，不能当作古典王道的唯一含义，也不能直接当作中国现实外交的描述。

古典道德权威与当代重释须分别阅读。

伪保全派是指责某方假意主张保全中国的论战性称呼。所查2011年中文史料汇编将这一用法归于宋教仁：日本表面主张保全中国，实际追求扩张和自身利益。该词属于特定历史争论，体现使用者的判断。此材料可证明这一词形有文献依据，但不能单独确定其最早用例。

须根据文献记载的原文和论争确定这一历史指控的语境。

债务陷阱可指债务与偿付困难相互加剧的处境。“债务陷阱外交”则增加了一项特定指控：债权方故意提供不可持续融资，以获取资产或影响力。关于中国的这一论点，受到考察合同、谈判和借款方决策的研究讨论。区分两种说法，有助于研究债务风险而不预先认定政治意图；后者需要关于决策、条件及个案结果的证据。

指控须证明意图与结果，并考虑接受国的能动性。

战略自主指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外部压力与依赖关系中，仍能按照自身优先事项制定政策并作出对外决策的能力。在拉丁美洲国际关系传统中，自主具有多种理论形态，可以通过对抗、关系建构、区域合作和伙伴多元化来争取。对华关系可能扩大政策选择，也可能形成新的贸易、金融或技术不对称；战略自主不自动等于不结盟，也不应直接套用欧洲同名概念。

考察自主决策空间与依赖，不把拉美简化为选边。

政治博弈指政治行为者之间相互依赖的策略互动，各方决策会受到他方选择、资源与预期行动的影响。它可以用博弈论中的参与者、策略、规则和结果作形式分析，也可较宽泛地描述谈判与竞争。政治博弈不必然是零和博弈，也不能预设所有行为者都具有完全理性。

重建行为体、选项及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