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

大国外交在不同语境中既可指大国所开展的外交，也可指大国之间的外交。习近平时期的纲领性说法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强调中国以更强能力、主动性和国际责任参与外交，包括维护国家利益、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提出制度性倡议。这一表述在十九大前后逐步发展，并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进一步系统化。它说明外交重点和能力发生变化，但不能单凭该词断言中国在某一日期正式、彻底取代了此前所有外交方针。

大国外交因主体、时代与国际地位而异。

公共外交是面向外国公众的政策与工具，用于说明立场、塑造形象、建立关系并影响政府间谈判之外的认知。中国的公共外交主要由国家推动，但通过国际媒体、教育文化、奖学金、人员交流、数字平台以及与东道机构的合作展开。公共外交不能一概等同于宣传，有争议的项目也不能未经具体证据就全部归为“锐实力”。其效果取决于可信度、受众对自主性的判断、当地语境和实际接受，而不只取决于投入规模。

评估工具与公众，不按活动数量推定影响力。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中的双边关系称谓。“全面”通常表示合作领域广泛，“战略”强调长期性和政治重要性，“伙伴关系”本身则不等于承担共同防务义务的同盟。其实际内容应依据每一份联合声明判断，不能把所有称谓排列成一条固定、普遍且以该名称为最高级的阶梯，因为中国实践中还存在其他组合和类别。2022年中阿联合声明把这一关系具体落实到政治、经贸、科技、文化和多边合作等领域。

内涵取决于具体双边声明，不存在普遍的同盟等级表。

韬光养晦是成语，在中国外交讨论中常译为保持低调或不炫耀能力，并与邓小平1989年后的外交方针相联系。不同汇编收录关于审慎行动、国际位置和办好自身事务的若干表述，但不能将各类排列当作一句固定原话。该词有助于探讨中国外交的延续与变化，判断变化则需要比较特定时期的文件和实践。

联系具体外交用法，不把表达化为恒定不变的战略。

万隆会议正式名称为亚非会议，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亚非共29个国家参加。会议由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发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会议最后公报商定了与会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并通过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其中包括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中国外交部称，这是亚非国家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行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国…

会议公报提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其中包括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新型大国关系可译为nuevo tipo de relaciones entre grandes países或grandes potencias。杨洁篪在2013年的论述中将其用于中美关系，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这是中方提出的政治框架；该文本说明提出方的表述，本身不能证明美方对其内涵达成一致。研究两国关系时，需要区分倡议、对方回应及实际承诺。

外交主张不等于双方对等接受或缔结条约。

熊猫外交指把大熊猫作为友好、国家形象与合作象征的外交实践。现代做法经历了国家赠送、短期借展以及与保护和科研相结合的长期合作等阶段，因此必须分别考察每项协议的年代、法律安排和具体条件。大熊猫能够体现或提升双边关系，但续约、归还和繁殖也受保护、科研、运输和合同因素影响，不能自动视为政治关系的晴雨表。该概念本身不能推出统一的所有权、年费或期限规则。

区分赠送、租借及保护合作，并明确各自年代。

战狼外交是媒体和学界借用电影《战狼》形成的标签，用于描述部分中国外交官具有对抗性的公开表达，在疫情期间尤为受到关注。它不是正式外交学说，也不能统一概括整个外交系统。分析时应辨明发言者、信息、受众和背景：坚定表态、人身攻击和防御性回应并不必然相同。对其成因和效果的解释，需要在具体个案和受众范围内检验。

有关传播风格的标签，须区分事件、发言者及受众反应。

周边外交是中国面向地理和战略邻国的外交，并不等于依附理论意义上的“边缘国家外交”。它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之一，涉及陆海邻国关系、安全、贸易、互联互通、地区机制和争端管理。官方提出“亲、诚、惠、容”，强调睦邻友好、诚意、互惠与包容；但这一政策表述在实践中仍与力量不对称、外部同盟竞争和领土争议并存。周边外交不能缩减为基础设施建设，也不能只解释为对美国的反制。

地理周边不等于依附性边缘，须关注具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