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机制

北京共识是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发表的文章标题及分析性标签，用于解释中国发展及其国际影响。该文本不是中国政府文件，也不是在北京通过的政策协议。使用这一概念，可以围绕发展、试验和自主开展比较，但需辨明各作者的论点及证据。原始文章、后来的解释与实际政策应分别考察。

区分雷默的解释、官方政策与发展结果。

国际调解院（英文简称IOMed）是总部设在香港、通过调解解决国际争议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于2025年5月30日在香港签署，中国、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批准后，公约在第三份批准书交存30天后，于2025年8月29日生效。调解院根据当事方的同意，为国家间争议、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争议以及私人当事方之间的国际商事争议提供调解服务。调解院设理事会和秘书处，理事会由每一缔约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每个成员一票，尽可能以协商一致方…

具有公约、理事会和决策规则的组织。

“环境问题”是一个总括性表达，指对生态系统、健康和物质生活条件造成损害、风险或压力的问题，可包括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资源利用、废弃物和气候影响等。不同问题的原因、尺度和知识基础并不相同。只有当原因或后果跨越管辖边界或涉及全球公域时，才可进一步称为跨境或全球环境问题；这种尺度并不自动包含在该词中。南极可作为研究个案，但不涵盖全部环境议题及合作制度。研究需要说明对象、空间、受影响群体、时间范围和指标。

明确问题、地域与主体，不把所有环境损害视为同一尺度。

“货币互换协议”通常指中央银行之间按照约定的额度、期限、价格和启用条件交换本币流动性的协议。它不是一般的外汇买卖，也不能自动等同于可任意使用的贷款。具体功能可能包括提供流动性、便利贸易和支付、支持储备或扩大某种货币的跨境使用。人民币互换协议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工具之一，但并不意味着美元会被自动取代，也不说明额度已经实际启用。分析具体国家时，应区分签署、续签、启动和实际使用。

签署、启用与实际使用是不同环节，须阅读具体协议条件。

“气候问题”是关于气候风险、原因、影响和应对的宽泛说法，并不自动等同于科学术语“气候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把气候变化定义为可通过气候状态属性的持续变化加以识别的长期改变。讨论减缓、适应、损失与损害、气候融资或气候正义时，应明确具体维度。单一极端天气事件本身也不能直接证明气候变化，尽管长期变化会影响事件的概率和强度。

明确风险、尺度与应对；气候问题不等于任何天气现象。

“人民币国际化”指人民币在中国境外逐步扩大作为支付和结算手段、计价单位以及投资或储备资产的使用。它包括跨境贸易结算、离岸市场、人民币投融资、中央银行货币互换和清算安排。该过程具有渐进性、地区差异和监管条件，应按功能、地区和时期衡量，不能简单判断为成功取代或未能取代美元。“人民币”是货币名称，“元”是计价单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主要提供人民币清算结算，而SWIFT主要提供金融报文服务，二者不能视为功能完全相同的替代品。

衡量货币职能及用法，不预设自动取代美元。

新开发银行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创建的多边开发银行，英文简称NDB。2014年7月1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期间，五国在福塔莱萨签署《成立新开发银行的协议》。银行总部设在上海，2015年7月7日举行理事会首次会议。其宗旨是为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动员资源。各成员的投票权等于其认缴股份。五个创始成员国平均出资，特别多数决定须有四个创始成员国赞成，并获得三分之二的总投票权。

按资本分配投票权的多边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英文简称AIIB）是总部设在北京的多边开发银行。中国于2013年10月首次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于2015年6月29日在北京签署，同年12月25日生效，银行于2016年1月16日开业。其宗旨是促进亚洲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区域合作。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均可申请加入。投票权由基本投票权、股份投票权和每个创始成员600票的创始成员投票权组成，超级多数决定须获得三分…

区分法律成立、开始运营及融资项目。

“制度”不能在所有语境中固定译为“制度体系”。它可以表示制度、体制、规范秩序或相对稳定的规则与程序。制度组织预期和行为；国际机制或制度安排可能包含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体系”强调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机制”强调运行方式或操作安排。这些词在实际使用中会有重叠，但不能互相替换。国际关系文本必须判断具体对象是组织、规则、领域制度还是更广泛的制度秩序。

比较制度前须区分组织、规则与制度层次。

“中美拉三角关系”是一种分析框架，用来研究中国、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某一方的行动、认知和力量差异如何改变其他各方的机会与约束。它不是正式机构，也不是统一关系；拉美包含利益不同的国家和行为者，而且“中美拉”本身并未明确写出加勒比地区。该框架可分析贸易、投资、融资、安全、外交和技术，但不能预设拉美国家必然在中美之间选边。研究应保留拉美行为能力，并区分大国竞争、美国回应以及各国或地区自身的战略。

三角关系是分析工具，拉美内部仍有不同主体及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