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历史时期

倒行逆施是贬义成语，用来谴责违背常理、规范或被认为恶劣、倒退的行为。它既可用于政治争论，也可用于其他语境，表达使用者的评价，并非某类行政措施的技术名称。

带有谴责意味的成语，在史记中有文本渊源；须区分作品时代、人物及后世用法。

干部制度是党政体系培养、选拔、任用、考核、监督、交流和退出干部的规范、机构与实践的总称。2019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把“党管干部”列为首要原则，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适用范围涵盖从中央到县级以上的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等机关。党组也承担干部管理工作。职位名单和考核指标随时期与地区而变化。

党政干部选拔、培养与管理，不应把当代制度原样追溯至早期。

“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党的历史问题所作决议的通称，用来确立对党自身历史的正式评价，迄今共有三个。1945年的决议总结1931年至1935年间中央领导的“左”倾错误，确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981年的决议评价1949年以来的历史，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内乱”，并认为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2021年的决议总结党的百年历史，并称前两个决议的“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三个决议都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

1945年、1981年和2021年党对自身历史的三次正式评价，须分别结合其时间与背景阅读。

民福指人民的福祉，可以表达公共愿望，而不必构成固定政治学说。2013年的一篇历史文章在所引宋教仁1913年临终电文中使用该词。它不同于涉及生活与生计的民生，也不同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意义相近并不意味着名称可以互换。

民福表达人民福祉的公共愿望，有别于民生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2022年党章把它界定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并称之为“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第十条列出六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以及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联系政党组织原则及其历史变化，不能假定各时期含义一致。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用来说明党群关系的领导方法。毛泽东1943年将其表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把群众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系统的意见，再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并在群众的行动中加以检验。2022年党章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1943年的文本中，集中意见、形成方针的环节由领导者承担。

1943年毛泽东文本与后来的党内用法须分别考察。

政策泛指团体或组织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方针、方法和策略，词义本身不必然包含“公共”或“政府”这一限定。在国家治理语境中，它可以译为公共政策，但仍需说明制定主体、适用范围和政策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过程可能结合中央方向、官僚起草、法规制定以及某些改革领域的地方试验和经验反馈；地方试验是重要机制，却不是所有政策的统一来源，也不能把每项政策都写成经过社会协商形成。

国家或其他组织的行动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过程是一个具体语境。

政见指对政治的见解或立场，可以包括候选人、政党提出的主张，成为竞选纲领的一部分，但未必意味着完整纲领。它是一般性用语，具体内容依使用主体与文本而定。

政治立场不一定是完整纲领；台湾选举例证不能自动归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特色”是限定性短语，表示某种理论、制度或实践具有与中国历史和现实条件相关的特征。1982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这一表达获得重要的纲领地位，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此后它可以修饰不同对象，实际内容必须依据具体文本判断；“中国特色”本身不是独立完整的学说，也不能自动证明绝对例外性或把任何差异都归因于中国特殊性。

1982年的纲领性论述提供特定政治语境，并非超历史属性。

“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中的概念，指在一定阶段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那一个矛盾。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956年八大决议认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1981年历史决议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

官方判断在1956年、1981年和2017年先后变化，各阶段的任务由此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