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如何执政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齐利-阿潘戈、塞尔维拉2022，“Introducción”党章可由历次代表大会修改，开篇是总纲。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2022年《党章》，总纲第一段总纲还写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同时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2022年《党章》，总纲2018年起，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宪法》，第一条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章把它界定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并称它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2022年《党章》，总纲第五项要求第十条把这一原则落实为服从关系，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2022年《党章》，第十条第一款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采用无记名投票，可以实行差额选举。2022年《党章》，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一条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2022年《党章》，第十条第五款

第十条还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2022年《党章》，第十条第六款这条规定有其来历。1981年的历史决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他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1981年《历史决议》，第21段决议把原因之一归于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以及民主没有制度化，并要求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1981年《历史决议》，第24、35段一年前，邓小平指出，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比个人的思想作风更重要，「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邓小平1980年讲话，第三部分第10段

规则说明党对自身的要求，执行情况则需要其他资料来判断。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时期重新出现了一些令人联想到过去的领导方式，其中包括个人崇拜，邓小平时期形成的接班规则也“部分受到质疑”。里奥斯2022，“Consideraciones finales”一节这是一种解读。可以核实的事实是，2018年修宪删去了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国务院总理的这一限制仍然保留。《宪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七条；2018年修正案第四十五条党章规定领导干部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没有规定总书记的任期限制。2022年《党章》，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八条

有学者把党描述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中轴”。科尔内霍2003，第426页按照党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022年《党章》，第十九、二十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总书记必须从政治局常委中产生。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是办事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2022年《党章》，第二十二、二十三条这一结构随时间变化。政治局常委会设立于1956年，总书记一职1969年取消、1980年恢复，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1982年取消。安吉亚诺2001，第122、150、151—153页

其下是省、市、县三级地方委员会，共3202个，以及基层组织。2025年党内统计公报，第五部分党章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医院、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2022年《党章》，第三十条最基础的是党支部，负责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并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2022年《党章》，第三十四条根据最新的官方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基层组织543.1万个；2025年共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35岁及以下的占84.0%。2025年党内统计公报，开头与第一、二部分这些都是党自身的登记数据，公报没有提供党员减少和受处分的人数。

党通过党组存在于国家机构之中。党章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组，「党组发挥领导作用」。2022年《党章》，第四十八条2019年的党组工作条例规定，党组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包括重要人事任免、规章制度和预算等；在国有企业中，「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组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2019年《党组工作条例》，第二、十七、二十条据学术统计，党组超过12.5万个。斯珀伯2023，第43页纪律有专门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2022年《党章》，第四十五、四十六条

干部是另一条主线。党章规定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并规定领导干部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2022年《党章》，第三十五、三十八条后一条规定回应了邓小平，他在1980年把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列为制度弊端之一。邓小平1980年讲话，第三部分第8段自1987年起，领导层还形成了70岁退休的不成文惯例。科尔内霍2003，第431页控制干部的工具是职务名称表制度（nomenklatura），即由党委任命的领导职务名单、后备干部名单及其任用程序。1984年，中央把管理范围从“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伯恩斯1987，第36—38页这一制度也覆盖大型国有企业。在96家中央企业中，有46家的领导人列入中央管理的名单。鲍达民、贝克2021，第55页2018年，国家公务员局并入中共中央组织部。2018年机构改革方案，第十项有分析认为，这类变化与过去党政分开的方向正好相反。里奥斯2022，“Expresiones de evolución”一节

建党后的几十年里，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群众运动进行治理。有分析把运动的作用分为前后相继的三种，先是清除政权的敌人、推行激进变革，然后是整治领导层眼中体制的“弊病”，最后成为争夺权力的手段。科尔内霍2001，第23页延安整风是这类运动的范例，始于1942年。毛泽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并确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两条宗旨。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5年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认为，整风使全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1945年《历史决议》，第三部分也有学者认为，它同时是对毛泽东的对手和知识分子的清洗。安吉亚诺2001，第126页

1958年，党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81年决议指出，这两场运动是「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发动的，1959年关于彭德怀等人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1959年到1961年，「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决议把原因主要归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1981年《历史决议》，第17段决议没有提到饥荒，也没有给出死亡人数，至今也没有官方统计的总数。林蕴晖2009人口学家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估计在1800万至3250万之间。奥格拉达2011，第9页根据官方数据的一项估算约为1500万，并认为2500万同样可信。奥格拉达2007，第5—6页另有两项估计，一项至少4500万，一项约370万，都因方法问题落在这一区间之外。奥格拉达2011，第9页孙经先2016，第495页墨西哥学院出版的同一本书中，一位作者估计近2800万，另一位则认为没有可靠的数据。安吉亚诺2001，第224页科尔内霍2001，第44、46页

按照官方的时间界定，“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持续到1976年10月。1981年决议指出，这场运动「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1981年《历史决议》，第19、20、22段在其最后阶段，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人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先是批准了这场运动。1981年《历史决议》，第21段根据1980年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在开封含冤逝世。1980年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这一时期同样没有官方的死亡总数，现有的官方数字都是局部的。到1985年，平反的干部有300多万名，其中也包括更早运动中的案件。平反冤假错案工作1980年对林彪、江青集团的起诉书仅就内蒙古一案就列出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1980年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第二十八项依据地方志的学术估计，农村死亡人数在75万至150万之间，1966年至1971年全国死亡人数在110万至160万之间。魏昂德、苏阳2003魏昂德2014

历史决议是党对自身历史作出正式结论的工具。1981年决议同时作出两项判断，既承认“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又认为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1981年《历史决议》，第27段2021年决议用一段话概括这一时期，指出毛泽东同志对当时的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的错误，「酿成十年内乱」。2021年《历史决议》，第二部分第9段决议确认1945年和1981年两个决议的「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没有再提“批林批孔”、个人崇拜和关于毛泽东功过的表述。2021年《历史决议》，序言第4段有分析认为，短期内官方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不大。里奥斯2022，“Consideraciones finales”一节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2021年《历史决议》，第三部分第2段改革开放带来了对政治体制本身的诊断。1980年8月，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邓小平1980年讲话，第三部分第2段他提出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不再由党委发指示、作决定，并强调改革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1980年讲话，第五部分第4、9段包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仍是基本框架。1981年《历史决议》，第32段

1987年5月的一篇分析写道，政治改革只限于退休制度、禁止兼职和老干部更替等局部措施。科尔内霍1987，第421—422页按照这篇分析，争论的实质是党的列宁主义组织及其作用；按照当时提出的方案进行改革，无异于一场革命，因为它会使中央官僚机构失去权力基础。科尔内霍1987，第428—429页同年召开的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建立协商对话渠道，同时拒绝三权分立。里奥斯2021，第85—88页1989年春，城市中出现大规模抗议。北京市市长陈希同1989年6月的报告称，非军人「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军警「死亡数十人」。陈希同1989年报告国际特赦组织估计约一千人死亡，科尔内霍2001，第99页学术分析称之为1989年6月天安门的镇压。科尔内霍2003，第431页2021年决议称之为「严重政治风波」，归因于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2021年《历史决议》，第三部分第10段本路径参考的分析都认为，1989年使政治改革陷入停顿。里奥斯2021，第88页埃利亚斯·米兰达2022，“Conclusión”一节

最明显的调适发生在社会层面。2000年2月，江泽民指出，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2000年讲话这就是“三个代表”。2001年7月1日，他把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列为新的社会阶层，称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提出把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第二、三部分2002年，党章第一条把「其他革命分子」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1997年《党章》，第一条2002年《党章》，第一条十六大认为，这「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2002年党章修正案决议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的做法曾在1989年8月被禁止。莱昂·德拉罗萨2022，“La apertura china…”一节一项全国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从1993年的13.1%上升到2002年的29.9%。科尔内霍2006，第322—323页

有学者认为，这种开放兼具合法化与遏制两种作用。党承认一个已经存在的群体，同时防止它在党外组织起来，这被称为“最小最大”（minimax）策略，企业家只获得“有限的主角地位”。莱昂·德拉罗萨2022，“Introducción”与“Conclusiones”控制措施依然存在。入党必须承认党的纲领、经过长期考验，2012年起，吸收规模和社会影响较大的出资人入党，还应征求统战部门意见。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第三部分2012年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意见，第六条也有学者把这一时期概括为从极权体制向“一党威权主义”的过渡，其间部分决策权下放，也形成了自己的参与方式。科尔内霍2008，第207页2021年决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于江泽民，没有提到企业家入党。2021年《历史决议》，第三部分第4段

官方对这一关系的理论是群众路线。1943年，毛泽东把它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无限循环」。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第四条2022年党章保留了这一表述，并写道「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2022年《党章》，总纲第四项要求2013年，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米勒2013，第1页

党还领导群团组织。党章要求加强党对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领导，并称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2022年《党章》，总纲、第五十一条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党外人士在内的联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是统战工作的对象。统战工作条例规定，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协委员中党外人士所占比例不低于60%，人选由党委审定。2020年《统战工作条例》，第二、五、十二、四十四条2012年起，党努力实现职工50人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有党员，2012年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意见，第五条公司法也规定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2023年《公司法》，第十八条到2017年底，73.1%的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党组织。2017年党内统计数据2023年，中共中央组建社会工作部，统筹信访工作和非公有制领域的党建工作。2023年机构改革方案，第（四）项

在农村，1982年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成员由居民选举。《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1987年的试行法没有提到党。1998年的法律规定农村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同时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由村民直接提名。1987年村委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第三、十一、十四条2002年，中办、国办的通知「提倡」拟推荐的村党支部书记人选先参加村委会选举，选不上村委会主任，就不再推荐为党支部书记人选。2002年中办国办通知，第六部分2025年修改、2026年施行的法律保留了直接选举，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可以由村党组织负责人通过法定程序担任」，并由村党组织或者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提名候选人。2025年村委会组织法，第四、八、十四、十八条有研究描述了先是基层干部抵制、高层支持，后来吸收当选者入党的过程，并把村民选举称为一党体制“给予”的工具，用来管理地方事务，同时防止全国性组织出现。科尔内霍2006，第313—316、327—328页另一种解读则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民主实验。里奥斯2021，第100页

在城市，1989年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同样没有提到党，2025年的修订采用了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同的表述。2025年居委会组织法，第四、八条网格化管理把社区划分为约一万平方米的网格，2004年起源于北京东城区，2007年在舟山推行，到2016年，93%的社区表示已实行网格化管理。桑顿2023，第3—4页如今，党组织在社区和行政村的覆盖率都超过99.9%。2025年党内统计公报，第五部分信访也体现了同样的变化。2005年的《信访条例》由国务院发布，没有提到党；2022年的《信访工作条例》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规定「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要求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2005年《信访条例》2022年《信访工作条例》，第一、三、五条有研究描述了地方官员如何通过抗议者的亲属和熟人劝其放弃抗议，并称之为“关系型压制”。邓燕华、欧博文2013

最概括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2年，邓小平把它说成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指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1982年开幕词2022年党章把改革开放以来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理论体系，确立了制度，发展了文化，并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022年《党章》，总纲西班牙语官方译本称之为socialismo con peculiaridades chinas。

胡锦涛时期提出了和谐社会。2004年，中央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列为党的执政能力之一，并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2004年执政能力决定，第七部分2005年，胡锦涛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项特征界定和谐社会。胡锦涛2005年讲话2006年的决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2006年和谐社会决定，第一部分有研究认为，和谐社会是对因不平等和抗议而分化的社会作出的回应。郑永年、Tok Sow Keat 2007，第3.2—3.6节这一表述2007年写入党章，2022年党章保留了同样的六项特征；2021年的历史决议在总结胡锦涛时期时则没有提到它。2007年《党章》，总纲2022年《党章》，总纲2021年《历史决议》，第三部分第5段儒家路径介绍了党在这一时期如何运用传统。

党把自己的政治制度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2021年的白皮书写道，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白皮书还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的标准，包括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等。《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前言2021年决议要求「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影响」。2021年《历史决议》，第四部分第五节一种解读认为，党试图“驯化”民主而不放弃自己的领导权；里奥斯2021，第101页另一种解读认为，白皮书是对美国2021年召开的“民主峰会”的回应。普埃尔塔·列拉2022西班牙语官方译文也有de proceso entero和en todos los procesos等译法。

党对待传统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981年决议要求「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1981年《历史决议》，第35段2021年，习近平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2021年“七一”讲话2023年，他把后者称为“第二个结合”，并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同民本思想以及“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联系起来。习近平2023年讲话，第二部分2022年党章同时保留了两种表述，既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要求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2022年《党章》，总纲需要注意的是，2021年历史决议也有“第二次结合”的说法，指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西班牙语官方译本同样译作segunda integración。2021年《历史决议》，第二部分第7段有分析认为，恢复传统为党提供了抵御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二道屏障”。里奥斯2022，“Expresiones de evolución”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