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

求法之行并非玄奘一人所能完成。传记记述僧人助他避开遣返命令，官吏为其通行提供便利，沿途居民供给马匹、饮水和路程信息。在绿洲地区，声望既能招来保护，也可能引发强留。梦境和神异援助属于弟子叙述险境的宗教方式；同时，商路、烽候以及各地掌权者的决定，也呈现了旅行的物质条件。

在印度北部的那烂陀，玄奘从戒贤学习。传记将这段求学与《瑜伽师地论》联系起来，并描述一处研习不同佛教传统及因明、声明等学科的僧院。记载中的人数和迎接场景表达了作者对寺院的推重。这些段落也将玄奘置于一个兼重教义讨论与语言学习的教学环境之中。

645年，玄奘携经本、佛像和舍利回到长安。太宗接见并支持译经；传记还称，面对转入世俗政务的提议，玄奘坚持继续为僧。译场安排证义、缀文、梵语梵文和抄写等不同职责。翻译因此是朝廷赞助的集体事业，虽然项目在后世记忆中主要与玄奘之名相联系。

玄奘还应朝廷要求编成《大唐西域记》。传记保存了呈上十二卷著作的消息，内容涉及地域、风俗和佛教遗迹。这些描述同时服务于地理知识与佛教传播。归国后的写作将亲见和传闻重新组织，提供给朝廷读者。玄奘的遗产因而包含异语学习、知识协作，以及决定如何记录所经地域的宗教视角。